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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数据的保护路径:困境、争议与选择
作者:张璇 李思頔  发布时间:2022-01-20 11:11:57 打印 字号: | |


 

作者按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作为“21世纪的石油”,其价值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其中的平台数据保护逐渐成为备受议论的话题。本文以一件典型的涉平台数据保护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为切入,对当前平台数据保护路径的困境进行说明,通过分析赋权模式和责任规则的利弊,提出了在现阶段仍不宜对平台数据采用赋权的强保护模式,而竞争法作为具有“三元叠加”保护模式的责任规则,可针对平台数据侵权行为进行个案判断,无疑更加契合当前平台数据的保护需求。而对于如何适用竞争法对平台数据进行保护,则通过区分平台数据的不同类型,明晰数据抓取和使用行为的边界,以期通过行为规制的负面评价对平台数据保护提供有益路径。本文获全国法院系统2021年度优秀案例分析三等奖。

 

裁判要旨

结合用户协议约定、平台对数据的投入、数据价值等各因素,平台对其数据享有经营利益,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平台数据可分为公开数据和非公开数据。平台对他人抓取其公开数据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但如抓取手段并非正当,则相应抓取行为和后续使用行为难谓正当;而如抓取手段正当,则需要结合个案的数据数量、规模、价值,以及后续使用行为对原平台的实质性替代等因素对相关行为正当性进行判断。对于非公开数据,其他经营者仅能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或绕开平台设定的访问权限加以获取,该行为具有不正当性。

 

基本案情

原告北京某技术公司诉称,该公司是某平台的运营者及服务提供者,经数年经营,某平台已拥有巨大用户群体,既是娱乐明星分享动态的重要平台,也是娱乐媒体和追星用户的主要关注和交流平台。公司付出大量成本运营某平台,其中由用户提供或经用户同意收集的前端数据及相应的后端数据均系北京某技术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的基础,北京某技术公司对此享有合法利益。某科技公司是某App(含安卓和ios版移动端,简称涉案App)的运营者和服务提供者,其未经许可擅自抓取,并在涉案App中向其用户推送和展示来源于某平台明星的十五类动态数据(简称涉案数据),且持续并扩大抓取、展示范围,使用户无需登录某平台即可全面查看明星动态,对某平台相关服务构成实质性替代。某科技公司通过该行为获得较大收益的同时,造成北京某技术公司用户注册和访问流量损失,破坏北京某技术公司商业模式,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诉至法院,请求某科技公司停止被诉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北京某技术公司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合理开支255000元。

被告某科技公司辩称,某平台前端数据权利属于用户,北京某技术公司对其主张的数据虽享有利益但并非法定权益;被诉行为具有正当性;本案不属于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之情形。

法院经审理查明:北京某技术公司与用户间的相关服务使用协议等记载了某平台对其平台及产品中所有信息内容享有权利,并记载了某平台如何收集、使用、共享、转让、公开披露、保护、管理个人信息等内容。

对此涉案App与某平台中的明星名人动态界面,显示两个界面的设计及其中内容基本相同(包括头像、昵称、在线起始时间及时长、动态信息等),仅是部分栏目中显示信息的完整程度、存在差别,或部分栏目增添了相应功能。随着涉案App版本的更新,其中还增添了对与某平台中与明星具有密切联系、且在粉丝圈中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数据进行实施抓取、主动推送和完整展示。此外,对于北京某技术公司通过用户注册登录等规则限制非用户访问的涉案数据(如在未登录状态无法完整查看的数据)、以及某平台前端未予展示的部分数据(如用户未公开发布的数据)均在涉案App中完整展示;甚至对于同一类涉案数据涉案App的推送和展示时间早于某平台;同时结合现场勘验,对于在某平台后台修改的代码中记载的信息可实施在涉案App中展示。

北京某技术公司认为某科技公司上述行为系非法抓取,并在涉案App中向用户推送、展示某平台前端和后端数据的行为,对某平台构成实质性替代,给公司造成广告收入和活跃用户数量的减少,造成极大经济损失;同时某科技公司依据该行为非法获利巨大。

 

裁判结果

法院于2020年7月20日作出民事判决: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被告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某科技公司在其运营网站(网址为www.xxxxxxx.com)、官方某平台、ios版和安卓版移动端App首页首屏连续十五天刊登声明,就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原告北京某技术公司消除影响[声明内容须经本院审核,逾期不履行,本院将根据原告北京某技术公司申请,在相关媒体公布判决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某科技公司负担];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某科技公司赔偿原告北京某技术公司申请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合理开支228554元;四、驳回原告北京某技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科技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2020年6月28日以同样的事实作出裁定,准许某科技公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涉案App中与涉案数据相关的内容均来自于某平台,系某科技公司抓取并使用涉案数据的结果。对于涉案数据的分类,从法律意义角度,对涉案数据应区分为“公开数据”(即未设定访问权限、已在某平台中向公众公开的数据)和“非公开数据”(即通过登录规则或其他措施设置了访问权限的数据)。

平台数据是平台经营者重要的经营资源,尤其是其中的非公开数据,因涉及平台商业策略的实现,数据安全的维护,以及用户隐私的保护等因素,平台经营者基于该部分数据所获得的经营利益显然系受法律保护的权益。而对于平台的公开数据,基于网络环境中数据的可集成、可交互之特点,平台经营者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他人合法收集或利用其平台中已公开的数据,但如抓取手段并非正当,则相应抓取行为和后续使用行为难谓正当;而如抓取手段正当,则需要结合个案的数据数量、规模、价值,以及后续使用行为对原平台的实质性替代等因素对相关行为正当性进行判断。

某科技公司抓取的涉案数据包括北京某技术公司已设置了访问权限的非公开数据,其要获取该些非公开数据,仅能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或绕开北京某技术公司所设定的访问权限,此种行为显然具有不当性。而对于某科技公司抓取涉案公开数据的行为,其抓取行为破坏了北京某技术公司相关数据的展示规则,且规模较大,具有明显主观恶意,故其抓取行为不具有正当性;因数据来源不合法故后续在涉案App中推送、展示的使用行为亦不具有正当性基础。

结合涉案数据对某平台运营的基础性作用、北京某技术公司在收集、整理、维护数据安全中付出的成本,以及平台使用协议中关于涉案数据权属约定等因素,可以认定北京某技术公司可基于其对涉案数据享有的经营利益,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某科技公司擅自抓取并使用涉案数据的行为提出相应主张。某科技公司抓取和使用涉案数据影响了北京某技术公司与用户间关于数据保密的协议履行,增加了北京某技术公司为维护数据安全投入的运营成本、破坏了某平台的数据访问和展示规则而影响某平台产品的正常运行、对某平台构成实质性替代、影响了北京某技术公司就涉案数据应获得的市场交易机会和应得收益,亦可能侵害用户对个人隐私等信息享有的合法权益。某科技公司被诉行为具有不正当性,破坏了北京某技术公司某平台服务的正常运行,违反了该条第二款第四项之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关于赔偿责任,由于双方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北京某技术公司因被诉行为的实际损失和某科技公司的非法获利,但综合考虑某科技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持续时间、范围及恶意,以及涉案App的用户数量、付费服务及营销收入,可以认定某科技公司因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非法获利明显超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500万元,同时考虑到北京某技术公司的数据产品价值、流量损失等因素,裁量计算经济赔偿数额1000万元。

 

案例注解

“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和数字经济的日渐繁荣,大数据在各类产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和推动作用,数据已经成为新经济下重要的“石油”“矿山”资源。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将“数据”作为市场要素之一纳入市场化改革。随后,深圳、上海等地相继针对数据开展立法工作。202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简称数据安全法)正式通过,为数据安全保护提供了法律支撑。当前,针对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成为了讨论重点,法律适用也基本达成共识。相较之下,平台数据商业价值不断走高,针对平台数据的恶意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形式不断多样化和隐蔽化,是否赋权于平台数据,适用何种路径对平台数据进行保护等问题则成为了当前数据保护争议较大的话题。

一、困境:当前平台数据的司法保护现状

本世纪初互联网行业刚刚兴起的初期,平台经营者逐渐意识到平台数据的价值,并在相关诉讼中不断试探既符合其需求,又能得到司法肯认的保护路径。基于对相关典型案件的梳理,可以看出平台经营者在著作权、商业秘密等不同保护路径之间的探索和努力。而在被称作“大数据不正当竞争第一案”的“脉脉”案为平台数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简称竞争法)一般条款(即该法第2条)保护提供了成功范例后,平台经营者逐渐倾向于根据一般条款提出主张。在2018年新修订的竞争法中引入“互联网专条”(即该法第12条)后,平台经营者亦开始主张“互联网专条”的适用。

针对著作权的保护路径,虽通过著作权法对平台数据进行个案保护这一路径,可以实现平台数据在特定场景下的“绝对权化”,但面临着诸多困难:第一,是否构成作品的关键要件“独创性”标准的判断仍然存在“独创性有无”“独创性高低”等争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客观上导致了同类平台数据是否构成作品的不同认定;第二,对于用户授予平台权利的作品实质上仅为平台数据的冰山一角,且如采取此种方式一一获取作者授权,则平台经营者将因此付出极大成本;第三,著作权法的宗旨之一是鼓励传播,但部分平台数据因未公开(如用户设置为特定人所见的信息)或涉及用户隐私(如私信内容)而不适宜公开传播,适用著作权法对此类数据进行保护存在着价值冲突;第四,平台经营者如主张平台数据构成作品,则意味着将同时接受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著作权法限制的约束。

针对商业秘密保护路径,虽存在现实可能,但平台数据的主要部分往往来源于对已在平台中公开展示的数据的整合和处理,故不符合商业秘密秘密性和保密性的构成要件,难以获得支持。此外,虽竞争法修订后,第9条对在商业秘密侵权纠纷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但对于部分消极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仍有争议。

针对商业秘密之外的竞争法保护路径,主要体现在竞争法一般条款和互联网专条的适用。例如在“生意参谋”数据产品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对数据产品和个人信息加以区分,并认定美景公司据他人市场成果(淘宝公司“生意参谋”数据产品)直接为己所用,从而获取商业利益与竞争优势的行为,明显有悖公认的商业道德,属于不劳而获“搭便车”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违反了一般条款;该案中,美景公司系直接使用淘宝公司数据产品,并未采取技术措施对该数据进行破坏,故未适用互联网专条。而互联网专条的适用则以本案为典型。本案中,法院认定某科技公司通过非法技术手段抓取、存储他人公开及非公开数据,并在自身平台展示和继续利用的行为具有不当性,且损害原平台经营者(即某平台运营者北京某技术公司)对数据本身及其衍生利用所享有的权益,违反了互联网专条。

二、争议:是否赋权于平台数据的观点争鸣

上述保护路径其本质区别在于如何界定平台数据的性质,以及是否向平台数据赋权的认知差异,亦即平台数据是否属于权利,从而应当适用著作权法等权利规则进行保护,或是不将平台数据界定为权利,而是适用责任规则对涉案行为进行规制。

(一)应当赋权平台数据之观点

理论上,主张对平台数据赋权的观点主要有几点理由:一是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扩张,催生了平台对内确权的需求,数据对平台而言具有极高经济价值,平台需要以财产权利有效保护其合法利益;二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反复适用竞争法一般条款处理数据侵权问题,可能导致将部分合理行为和中立技术被当做侵权处理而产生权利保护的不平等;三是对数据的泛化处理也规避数据的法律属性认定,易导致规则适用的不平等;四是数字经济中市场竞争仍处在摸索之中,主体权益边界的不明晰也将导致机会不平等。

实践中,部分数据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也对数据赋权持相对积极的态度。2020年7月,《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征求意见稿)》曾提出“数据权”的概念,并指出该权利是“权利人依法对数据的自主决定、控制、处理、收益、利益损害受偿的权利”。虽该条例在其后的审议中进行了修改,但第三条第二项仍明确了“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对其合法处理数据形成的数据产品和服务享有法律、行政法规及本条例规定的财产权益”。

(二)不宜赋权平台数据之思考

本文认为,赋权平台数据的确将“一劳永逸”地解决数据确权的问题,绝对权的保护思路也将提升数据保护的力度。但平台数据与个人数据有诸多不同,其涉及多方利益,更关乎社会福祉,如赋于其与个人数据权利相当的权利,可能产生期待之外的负面影响:其一,赋权平台数据后将导致数据流通的障碍。在当前数字经济下,数据的互联互通才能更加激发创新技能进而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而给予平台数据绝对权利的保护将使他人完全排除在权利壁垒之外,从长远看,不利于激励数据生产,可能扼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其二,数据赋权将不利于公共福利的提升。大数据时代下,平台数据在政府决策、科学研究、社会调查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采取赋权模式将会导致此类对数据的合理使用构成侵权,数据的利用成本将会大大增加,不利于社会公共福祉。其三,数据赋权的权利归属认定存在障碍。平台数据包含来自于多方的多种类型数据,如将平台数据权利作为整体赋予其中一方,则必然损害其他人的权利;如由各自享有自身生产的数据,则在信息交互流通,以及个人权利(包括个人隐私)保护上存在较大障碍。其四,互联网平台的公开性也决定了赋权模式的难以实现。平台数据往往以公开形式展示,对于其中数据的获取和使用是常常发生的,如对平台数据赋权,则将导致侵权行为无时无刻产生,对平台作为权利人和普通公众作为侵权人将产生极大的纠扰。

而目前的立法和司法,亦对通过赋权数据来为数据确权均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以具体规范为检视,民法典第127条虽以引致条款的方式对数据保护作出原则性规定,但因其极致的简约风格,对数据权属问题的回避态度,在尚无相关法律规定为照应的背景下,多被认为是缺乏自身规范意义的条款。将于2021年9月1日施行的数据安全法亦未对数据赋权,而是采取行为法模式对数据的获取和使用予以规制。而在司法层面上,亦在法律未明确赋权平台数据的情况下未作出相应认定。例如在“生意参谋”数据产品案中,法院明确对淘宝公司就其数据产品财产所有权的主张未予确认。

三、选择:利益平衡视角下的平台数据保护

(一)选择之前:平台数据的特殊性考量

1.平台数据利益的“三元叠加”

通常而言,平台经营者对自身平台数据的获取往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仅在初期需要搭建基础平台并对此加以维护,在获客成本日渐增高的当下,还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招揽和增加流量并保证用户留存。此外,基于用户对个人数据安全的担忧,平台也不断投入增强安全措施。而平台经营者在付出大量成本收集和维护自身平台数据的同时,可以利用基础数据资源从事广告等商业活动,亦可将这些数据用于平台优化和衍生产品开发,从而赋予了平台数据更大的商业价值。因此,平台数据毋庸置疑将为平台经营者带来经营利益。但正如前文所述,平台数据不仅仅关系平台经营者的经营利益,更由于其与个人数据的紧密联系和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关系到普通用户的个人隐私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此为平台数据的其他“二元利益”体现。例如本案中,在某平台平台中部分用户选择不公开其发布的内容,其中内容可能属于其个人隐私;对于某平台中入驻的政务机关发布的政策性信息,其传播的有效性也关系到社会公众生活便利,而与社会利益相关。

尤其是在实名制全面落实,数字经济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线上线下业务的相互交融后,包括住址、电话、教育经历、病史等可能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均会在平台中留存,构成平台数据的一部分。即便平台在利用该数据和开发数据产品时会对相关信息进行脱敏处理,但由于各平台掌握数据类型不同,脱敏标准不一,技术水平亦参差不齐,当各平台中数据加以叠加组合后仍能够还原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对于这部分平台数据,附加于其上的相关利益能否为平台经营者享有,亦或应该与平台数据进行适度分离而归属用户个人,仍存争议。而对于平台数据在多大程度上应当考虑社会公众的信息共享权从而容忍他人使用数据,以及对于政务等公共领域应承担何种程度的数据开放义务,则关系到平台数据中社会公共利益部分的界定和划分。

基于上述分析,在确定以及具体适用平台数据的特定保护路径时,需要考虑平台数据“三元利益”叠加的特点,对相关利益及其主体进行区分和界定。当然,对于某一商业平台所形成的特定平台数据而言,“三元利益”所占比例并非绝对相同,而需要根据个案所涉平台的类型等具体因素进行确定。

2.平台经营者性质及数据获取和使用行为的多样化

大数据环境下,各类主体均可搭建自身的数据平台而形成相应的平台数据。但根据主体身份的不同,平台数据的性质存在差异。例如政府机关对其网站中公开的政务信息、准公共机关对自身平台中具有准公共属性的数据、纯商业的平台中排除掉个人用户隐私信息和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部分后的经投入获得的平台数据,在数据性质和权益归属上应作出不同认定。

另外,在数据的获取和使用方式上,不同的行为对平台数据产生的影响及可能产生的责任亦可能存在差别。例如基于科研目的,以合法方式对平台中已公开的部分数据进行获取并用于科学研究的行为;以及采取破坏平台的技术措施大量获取平台后台服务器中存储的未公开数据,并且用于非法牟利的行为,显然在正当性判断上应有所分别。

因此,在选择平台数据保护路径时,应当选择一部本身即能体现并平衡社会公共利益、用户个人利益以及经营者利益“三元利益”,又可针对不同个案情形进行调整的法律,如此,才可适用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翻新变化以及侵权行为形式的层出不穷。

(二)路径抉择:竞争法保护路径的“突出重围”

基于前述分析,本文认为,采用责任规则,即在行为法模式下根据个案具体情节对相关行为加以评价,最为符合当前平台数据保护的现实。

而竞争法一般条款第二款的规定中,市场竞争秩序、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合法权益实质上即社会公共利益、经营者利益和消费者个人利益“三元利益”的叠加考虑和保护格局。有学者指出,此种规范体现了竞争法强调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共利益的保护优于具体利益的保护,同时亦要求对于多元法益进行统筹兼顾和综合考量,在明确消费者权益(也包括平台用户)保护的同时,针对三元法益既有先后顺序,又内在联系。在此制度目的下,竞争法系对行为正当性加以判断时,必须蕴含对三元法益的平衡判断。此外,正是由于竞争法所提供的法益保护不具排他效力,而需要针对个案行为进行主张和判断,反而在面对实践中纷繁复杂的数据侵害问题时更加灵活性和可调整性。因此,从这两个角度看,竞争法不失为当前最适合平台数据保护的最佳路径;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商业秘密这一保护路径亦属于竞争法的适用,但其是商业竞争中受保护的特殊法律情状,且以权利客体构成商业秘密为前提,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接近赋权模式的保护,故本文所界定的竞争法保护主要指一般条款和互联网专条的保护。

再观实践,无论是适用一般条款还是互联网专条的适用,司法裁判者都较好地在个案中平衡了各方利益。例如,“微信群控”案对涉及用户个人数据的单一原始数据与平台一定规模的数据资源整体保护进行区分,“蚂蚁金服诉企查查”案中对大数据企业利用公共数据行为的评价,均体现了司法裁判者通过能动适用法律,动态调整平台数据所涉多方主体的利益来适应和解决现实中的平台数据保护问题。

至于适用竞争法何种条款对平台数据进行保护,本文认为,基于具体条款优先于一般条款,以及互联网专条的适用要件与一般情况下的平台数据侵权行为的涵摄关系(技术手段的采用,对他人基于平台数据所提供的服务的破坏等),互联网专条这一路径更有理据。

(三)具体适用:互联网专条保护路径的裁判规则初探

保护路径的选择系为了裁判的实现,因此,在选择了互联网专条这一保护路径后,还需对具体的裁判规则进行探寻和预设。

1.区分数据类型

如前所述,不同类型的数据影响着平台经营者可主张的平台数据的范畴和其经济利益的边界判断,因此有必要对平台数据进行分类。

实践中,平台经营者常将平台数据区分为“前端数据”和“后端数据”,但从技术角度看,该种区分方式既存在数据间的交叉重叠,也存在对区分“前”“后”边界标准不一的问题。因此,本文认为,从技术规范和实用角度来看,进行“公开数据”和“非公开数据”的区分更加具有法律意义。本案即采取了此种区分模式。对于二者的具体定义,“公开数据”,应为平台经营者未设定访问权限的数据,也就是说在其平台中无论是否注册、登录、购买会员等,均可以无差别展示和由用户获取的数据。本案中对于某平台中非用户登录状态下可获取的信息就属于公开数据范畴。“非公开数据”则应为设定访问权限的数据;无论该种访问权限是登录规则、会员规则还是其他访问限定,只要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获取的,都应属于平台未公开的数据范畴。本案中,某平台用户登录状态下才可以查看到的内容、以及未在前台展示的数据内容,都属于此种类型。

2.行为不正当性的认定

在对平台数据作上述区分的基础上,对于相关行为是否落入互联网专条调整范围且不正当的判断,也因数据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分。

网络平台通过自身经营活动吸引用户所积累的平台数据对平台经营者具有重要意义,是其重要的经营资源;平台经营者能通过经营使用这些数据获得相应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其中的非公开数据,因涉及平台商业策略的实现,数据安全的维护,以及用户隐私的保护等因素,平台经营者基于该部分数据所获得的经营利益显然系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在未有合作或用户授权的前提下,其他经营者如要获取非公开数据必然会破坏或绕开平台经营者所设定的访问权限,此种行为显然具有不正当性。

而对于平台中的公开数据,基于网络环境中数据的可集成、可交互之特点,平台经营者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他人合法收集或利用其平台中已公开的数据,否则将可能阻碍以公益研究或其他有益用途为目的的数据运用,有违互联网互联互通之精神。且无论是通过用户个人浏览或网络爬虫等技术手段获取数据,只要其遵守通用的技术规则,则其行为本质均相同,网络平台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形下,不应对通过用户浏览和网络爬虫等自动化程序获取此类公开数据的行为进行区别性对待。对于其他经营者针对公开数据的获取和使用行为,如果他人抓取网络平台中的公开数据之行为手段并非正当,则其抓取行为本身及后续使用行为亦难谓正当;如果他人抓取网络平台中的公开数据之行为手段系正当,则需要结合涉案数据数量是否足够多、规模是否足够大进而具有数据价值,以及被控侵权人后续使用行为是否造成对被抓取数据的平台的实质性替代等其他因素,对抓取公开数据的行为正当性做进一步判断。

本案中法院即是遵从此种判断规则,并分析某科技公司抓取和使用涉案数据影响了北京某技术公司与用户间关于数据保密的协议履行,增加了北京某技术公司为维护数据安全投入的运营成本、破坏了某平台的数据访问和展示规则而影响某平台产品的正常运行、对某平台构成实质性替代、影响了北京某技术公司就涉案数据应获得的市场交易机会和应得收益,亦可能侵害用户对个人隐私等信息享有的合法权益。某科技公司被诉行为具有不正当性,破坏了北京某技术公司某平台服务的正常运行,违反了该条第二款第四项之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3.对经济损失确定的考量因素

经济损失数额的确定一直以来都是知识产权案件中的难题之一。当事人双方对于原告的损失和被告的获利往往难以充分证明,故在认定中往往以法定赔偿或裁量性赔偿作为计算依据。

而针对涉及平台数据的案件中经济损失数额的认定,一般而言,与其他知识产权案件相同,需考虑不正当竞争行为持续的时间、被告产品的用户数量和营利方式、被告行为的主观恶意等因素。此外,由于平台数据与用户流量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平台数据是原告产品获取流量的重要依据和资源,被告对平台数据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使原告流失了用户流量,进而影响原告的衍生收益;另一方面,被告对平台数据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使得被告在未付出获客成本情况下获得该部分用户流量,甚至可能因此降低了用户对平台数据的获取和合法使用的成本而进一步增强了用户粘性,为被告带来更多的衍生收益。因此,平台数据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使得原告的用户流量损失较难弥补,在对经济损失数额的确定上也需要着重考量。本案即是采纳了原告关于流量损失的计算因素,综合以上情节通过裁量性赔偿计算方式,确定赔偿数额1000万元,彰显了司法裁判对平台数据保护的态度。

 
责任编辑:范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