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持续优化首都营商环境，提高送达效率，提升审判执行工作质效，北京高院在“七位一体”整体送达工作机制构建的基础上，打造北京法院集约送达一体化平台，建设送达地址库，制定送达相关工作规范，推广电子送达，打出多送达方式联动“组合拳”。

在北京高院的指导下，海淀法院于2019年成立“集约送达中心”，由诉讼服务中心统筹推进全院审执案件的送达工作，依托北京法院集约送达一体化平台，重点推广电子送达、规范适用邮寄送达、集中组织外出送达、集约联络转交送达、优化公告送达，建立集约送达体系；并在集约的基础上，区分送达方式和工作量分别设置首次送达组、外出送达组、邮寄协调组，探索职能的纵向延伸，提高司法辅助集约程度、提升诉讼服务水平。

首次送达组负责全院所有民事案件的首次送达工作，是立案后法院联系被告的“第一人”，也是感知被告被诉后的情绪的“第一人”。在一例装修合同纠纷中，王某在某家装公司全屋定制了橱柜、门、衣柜等家具，合同金额四十余万。但家具安装完成后，王某发现木门及门框、部分柜门的样式、花纹与约定不符，要求该家装公司重作，然沟通未果，遂诉至海淀法院，索赔十二万余元。

立案后，起诉材料移转到诉讼服务中心，首次送达组的送达员当天即电话通知《起诉书》上的被告联系人陈某。陈某很快赶到海淀法院领取了诉讼材料，并承诺会及时提交应诉材料。但约定的日期过去后，陈某一直拖延提交应诉材料。送达员主动、耐心与陈某电话沟通，陈某终于吐露了实情：其是该装修公司的北京代理，如果总公司知道诉讼事实，可能会取消其代理资格。

送达员抓住了陈某想平息矛盾的心理，及时与原告王某沟通，开展调解工作。经过送达员的反复劝说和调和，最终双方达成和解：陈某进行部分定制修复，并赔偿王某四万余元。双方对解决方案都很满意，王某主动撤诉。从首次联系送达到原告撤诉，纠纷在6天内化解。

首次送达组通过“先期审阅案卷和电话沟通-分析受送达人心理-针对性地调解和协调”，在送达中主动延伸职能，注重纠纷的实质化解，2021年共协调300余件案件达成和解，实现纠纷化解在最前沿！

外出送达与首次送达无缝衔接，提高送达效率。在张某诉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海淀法院首次送达组的送达员给《起诉书》上被告公司的联系人打电话。蹊跷的是，不同时间段多次打电话，每次打电话都有人接听，但就是不出声。凭工作积累形成的直觉反应，送达员认为《起诉书》中所载被告公司地址依然真实。考虑到邮寄送达的在途时间较长，为尽快联系上被告公司，首次送达组将该案件转移至外出送达组，当日即安排送达员外出直接送达。

到达《起诉书》所载地址后，应送达员的敲门声出来了一位老同志，“啊吧啊吧”地用手势比划，送达员明白了：之前的电话也是这位聋哑人士接听的！但送达员不会手语，几番比划后拿出手机，与老同志在手机键盘上打字交流，耐心解释身份、诉讼的相关问题，最终成功获取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联系方式，并向其送达了诉讼材料。翌日，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向首次送达组提交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明、送达地址确认书等应诉材料。法官对送达过程称赞有加：“只两天就完成了送达，还获取了被告的应诉材料！这效率太高了！我回去就排庭！”

在集约送达体系下，海淀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打破了审判中惯常的“电话-邮寄-外出-公告”流水线方式，而是根据个案特点和批量送达的经验提炼，依托“北京法院集约送达一体化平台”的送达地址库，有选择地适用邮寄送达和外出送达，提高送达质效的同时，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从管某的描述中，送达员判断姚某在躲避送达，便提示管某尽可能提供联系线索。一周后，管某兴奋地给送达员打电话：“法官，姚某今天去东城法院离婚开庭！”送达员得知消息后立即通过12368平台联系到姚某离婚案件在东城法院的承办法官，成功获取到姚某的《送达地址确认书》，完成诉讼材料的送达。管某反复向送达员致谢：“谢谢法官!为我一个案子的送达占用您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太感谢您了！”

海淀法院集约送达中心制定送达规范，规范案卷管理，从“接收排号-归类分案-各组联动送达-获取应诉材料-整卷装订”，严格对标标准流程；加强人员管理，定期交流培训，形成经验积累，再应用指导送达工作。

2021年海淀法院在首次送达环节，《送达地址确认书》获取率66%，邮寄送达占比下降至23.6%，商事案件电子送达覆盖率88%。截至2022年6月，案件平均送达周期控制在7日内，有效压缩了整体送达用时，为纠纷化解提速增效，为纠纷一站式解决提供创新经验，为营商环境建设贡献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