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升办案效率，法院对于不到庭领取诉讼材料的当事人采取直接送达的方式，但通常有部分被告出现各种抵触情绪及消极应对的行为，不配合法院的送达工作，上地法庭通过调研，总结出被告应对法院直接送达的各种消极行为：

一是“摘牌”行为。法院电话通知被告（公司）领取起诉状、传票等应诉材料，被告明确表示不领取。在知道被诉的情况下，公司将牌匾摘下，使得法院直接送达时无法确定公司的确切地址。公司的“摘牌”行为给法院送达工作带来一定阻碍，影响了办案效率。

二是“搬家”行为。法院工作人员到达被告住址所在地后，发现被告不在家，询问其邻居被告的相关情况后，再次送达时发现被告已经搬家。尤其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被告通常为外地临时务工人员，搬家成本低，此类情况更是频有发生。

三是“围堵”行为。法院工作人员进入被告的住所地或住址后，被告不仅不予签收，还煽动家庭成员对法院工作人员进行围堵，妨碍民事诉讼的正常送达秩序。尤其在农村，部分被告家族聚居在一起，凭借人多阻挠法院的送达程序。

四是“不理不睬”行为。法院工作人员依据原告提供的被告住所地或住址直接送达后，公司员工以公司负责人不在，或被告家属以被告本人不在为由，拒绝签收。经过法院工作人员的反复讲解后，依旧不予理睬。

上地法庭分析被告消极应对法院直接送达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方面，对送达程序的法律规定认知不足，对民事诉讼的理解不全面，认为只要签收了应诉材料就需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亦消极行使抗辩权利；另一方面，基于厌诉心理及社会舆论的影响，部分当事人认为法院的送达工作使得其在邻居中的社会评价降低，从而产生避诉行为，对法院直接送达的人员较为抵触，不配合法院的送达工作。

针对上述情况，上地法庭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增强依法办案意识，严格依照法定程序适用留置送达。向自然人送达拒收的，邀请自然人所在地的基层组织人员陪同，对整个送达过程予以见证，依法适用留置送达；向法人送达，法人单位拒绝签收的，可以邀请公司所在写字楼的物业管理人员在场，对送达现场进行拍照，并作好工作笔录，由见证人在笔录上签字。

二是构建与辖区内基层自治组织或基层管理组织的联动机制。努力查找被告人住所线索，积极寻求村委会、街道办、派出所等单位的支持配合，通过与相关机构建立联动，突破法院送达工作“寻找难”的困境。

三是完善立法，进一步细化送达规则，使送达工作有法可依。现行法律法规对送达问题的规定较为简单，对于送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细化送达规则，如：针对写字楼内公司的送达，物业或传达室的签收可否视为送达；针对法人的送达，在法定代表人联系不上的情况下，何人签收才具有法律效力，何种情形下才能适用留置送达；针对流动比较频繁的自然人，在其户籍所在地与临时住所地不一致的情况下，可否在其临时住所地适用留置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