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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往圣继绝学——读《历史上的译者》
作者:秦鹏博  发布时间:2019-11-26 10:02:08 打印 字号: |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历史上的译者》一书首次将译者置于翻译史研究的中心地位,描述了伴随着宗教改革、殖民运动、民族崛起、科技革命,译者的世界风云变幻。然而译者并非浮萍任水摇,译者穿梭往复的辛劳与开眼看世界的魄力,也会为一个国家带来巨变,这些在中国翻译史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为往圣继绝学

公元前1100年的周朝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翻译活动,主要是政府人员下达政府命令、翻译祭祀文章。直到汉朝,佛教文化传入,译者才开始服务于中华帝国与他国之间文化交流。前秦皇帝苻坚征服龟兹,想把一代宗师鸠摩罗什接到长安,但因后来前秦灭亡,使鸠摩罗什滞留后凉16年。之后,后秦君主姚兴将鸠摩罗什接到长安,使鸠摩罗什得以全身心投入到翻译佛教经典的事业中。鸠摩罗什在长安组织了世界上第一个官办性质的译经场,与弟子共同翻译出佛教经典74384卷。鸠摩罗什译经玄妙精美,形成了独特的以四字句为主的行文体制,称为“译经体”。240年后,另一位僧人在长安也设立了一家译经院,这位“三藏法师”同弟子历经20年共翻译经书75部,多达1335卷。

元朝之后,宗教典籍翻译的重要性有所下降,随着阿拉伯人的涌入,西方科技著作成为了翻译界的主流。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以数学、天文、法律、文学为主,直到18世纪雍正皇帝下旨驱逐西方传教士,译者的行动才戛然而止。清帝国的巨轮开始驶向死亡之海。

二、为天地立心

后来的历史,稚子亦耳熟能详。回首数百年中国翻译史,有两位译者的身影最能打动笔者,一位是严复,另一位是英国学者理雅各(James Legge)。

毛泽东曾称赞严复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不同于“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林琴南,严复的译作集中于国外社会科学类著作,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等。严复在《天演论》的序言《译例言》中首次提出翻译“三字经”——“信达雅”,凝练总结了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虽为翻译家,然不只是翻译家。严复作为清朝第一批到英国学习海军技术的人才,归国后创办俄文馆,主张变法维新。1905年,严复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并任复旦第二任校长。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出任首任校长。世纪之交,亡国在即,即使身为“精通西学第一人”的严复也恐慌失措、矛盾万分。严复以一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警醒无数沉沦与迷茫中的国人,但他也为大清国歌《巩金瓯》填了词,“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严复译作累累,一生致力于介绍西方民主科学,却在生前遗嘱的第一条写下了“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严复死不离国之心可表,而中国累世更需严复!

严复生于1854年。同年,一位来自苏格兰阿伯丁郡的英国人刚刚出版了《中国人的鬼神观》,他正在香港英华书院埋头翻译《易经》。此时,一群广西人十分热爱上帝,这位英国传教士便帮助他们的组织取名叫做“拜上帝会”,并且在香港见到了一位正在被追捕中的信徒洪仁玕。作为一名普通的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这些经历已经注定了他要深嵌在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中。理雅各在香港生活了近40年,中华文化在他骨髓里越淌越深。理雅各与通缉犯王韬合作将中国古代典籍翻译为英文,先后出版了《中国经典》5卷本,《东方圣书》40卷本。译事繁忙,60岁的理雅各因深夜过劳翻译而休克,为了放松身心,理雅各前往中国北方旅游,在山东看到了当地人在孔府种植鸦片的场景。理雅各伤心不已,回到故乡英国,成为了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年近古稀的理雅各完全失聪,却仍坚持着每天凌晨三点起床,沏一杯茶开始翻译工作。如此毅力之下,他70岁翻译完了《庄子文集》和《法显行记》,直到83岁还在修订《中国经典》丛书,为再版做准备。1897年理雅各在牛津病逝,同年,严复正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维新强国。严复很难想到,两年之后光绪帝将命他入京觐见,面圣阐述变法主张。理雅各很难想到,一百年后很多人会因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而开始批判自己不过是殖民者了解殖民地文化的工具。

三、为万世开太平

百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清朝末年,中国迎来了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对于西方政治哲学思想著作和文学作品的翻译迅速增多。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女翻译家薛绍徽,她与丈夫陈寿彭合作翻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环游世界八十天》。19117月,薛绍徽病逝于北京,同样是这年7月,另一位女翻译家杨绛在无锡的一户教育世家出生,她将与丈夫钱钟书共同影响中国文坛百余年之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事业迎来第四次高潮。最为耀眼的学术译作是商务印书馆1981年开始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38年来印行多达400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今天的中国译者们脱离了古代赞助者供养的翻译模式,微薄的学术翻译收入以及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学术翻译越来越成为一种良心活儿。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学术翻译依然保持着数量、质量双增长,译事艰难,前路可期。

世界离不开译者,而中国更离不开严复和理雅各们。正如普希金所说,不要看不起译者,他们是传播文明的驿马。

 


 
责任编辑:范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