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专业从事法庭手语翻译的人非常稀缺。这少数人中有年事已高的大学教授、有退休多年的聋人学校的教师，还有李荣——一名特教工作者，2005年前后在一名退休老教授的推荐下，李荣利用课余时间接触法庭手语翻译，之后便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今日是国际手语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跟着李荣一起，看看法庭上的真实手语，是什么样的。

法庭上的真实手语

李荣接受《方圆》记者采访，介绍法庭手语翻译需要注意的事项。（摄影：方圆记者 张哲）

如果你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可查询到，自2001年以来，与聋人有关的案件在全国约有1万起，其中刑事案件有9000余起，民事案件有600余起，今年1月至8月共发生了44起以聋人为嫌疑人的案件。

一般来说，听障人士是指听力因各种先天或后天的原因而受损的人，而聋人更多指的是以手语为母语，拥有手语文化的人。对于这类人群来说，从被捕、讯问、起诉到审判，不管是在法律诉讼的哪一个环节里，手语翻译员都是他们理解他人与表达自我唯一的传声筒。作为一名健听人（指听力健全的人），手语翻译员首先要做的其实是重置自己整个的语言表达系统，让手语成为“第二母语”。

李荣对《方圆》记者介绍说，法庭手语翻译有三座难以跨越的大山：不同地域的聋人使用手语方言的差异性、大量书面语与法律术语的翻译难度、聋人复杂特殊的心理状态。

在真实的手语语言世界里，没有标准答案。手语就像万花筒，绝不存在唯一一种手势。

在中国，可以说有多少地区、多少方言，就有多少种手语。在庭审过程中，面对不同区域的手语，手语翻译员同样需要记录、学习和记忆。比如“身份证”这个词汇，一般的打法是指着身体在打“证”的手语，合起来就是“身份证”的意思。但有些人会有另外的手语表达手语，翻译会观察并确认，最后运用对方的打法来表达“身份证”。久而久之，她便能凭对方打的手势来判断出基本信息。

不同文化水平的聋人打出来的手语也会不同，然而更难的部分是自然手语与文法手语的表达区别。

自然手语是聋人的母语，是专属于聋人的语言，它区别于普通人的普通话和口语，并不依附于汉语。

自然手语多是对身边日常的一种模拟和再现，李荣说：“比如一个像山的东西，我就把一座山峰的形状打出来，他就会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我要表达水，我就打出一个波浪流水的手势，这些自然界所存在的东西。”文法手语则是一种书面化的表达，它的词汇和文法结构更加复杂多变。

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李荣碰到的很多聋人是完全没有文法手语基础的，如何用自然手语来表达晦涩难懂的法律术语是她遇到的最大困难。

比如最常见的解释罪名，检察官可能三个字就把罪名带过去了，“该嫌疑人涉嫌寻衅滋事罪、诈骗罪、帮信罪”。可对手语翻译员来说，她要花很长时间一点点地跟聋人解释这些罪名的意思，再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会犯罪，“等于是把法言法语用具体形象的事件再来补充说明，这样才能让他们明白”。

帮信罪

认罪认罚

在翻译过程中，口型、表情、手势，三者要合一。面无表情地打手语，其实跟机器人没有区别，聋人自然也看不懂手语翻译员的意思。

碰到特别棘手的案件，李荣还会用肢体动作来进行演示，当场给嫌疑人表演出当时的情景，通过模拟情境再现的方式帮助嫌疑人理解问题。

做法庭手语翻译需要不断去学习，每一个案例都是新鲜的，需要从头到尾去学习。李荣对《方圆》记者表示：“千万不能依赖以前的经验，就这样躺在功劳簿里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新的问题总是会出现，需要不断成长。”

比谁都渴望融入主流社会

庭审前，李荣（中）和聋人被告人进行沟通。（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面对不同类型的嫌疑人，李荣采取的翻译策略是不一样的：初犯和累犯不同；有文化的和文盲或只读了一两年书的不同。

李荣见过的累犯比初犯多，因此她记下了一些“熟人”的姓名与籍贯。反复看他们进进出出，李荣心里也不是滋味。所以对于初犯，她总是会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给他们讲清楚违法犯罪的严重性，哪怕多费些功夫。

李荣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王南（化名）的孩子，案发前，他在北京一家以聋人烘焙师为主要员工的咖啡屋里工作。在一起偷窃电动车的案件中，王南作为协同犯被起诉。主犯是个惯偷，也是位聋人。对王南来说，交朋友不容易，两个人“你比画来，我比画去”就成了朋友。

这个案子给李荣带来的触动很深。聋人的社交圈并不大，其中未成年人的认知犯罪和防御犯罪的能力也比较弱。但凡圈子里有一个带着坏心思的人，也许这孩子就逃脱不了。因此，李荣认为，聋人更多的需求绝不是浅层的温饱上，而是应该从更深层次的地方挖掘到他们的情感和社会需求，“他们比谁都渴望融入主流社会”。

然而，聋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困境不仅在于他们的身体残障所带来的不便，更在于他们的残障会影响他们的思考与表达方式，这也使得他们更难被主流社会所理解与接纳。

李荣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一家用人单位聊天时跟她说的话：“我们宁愿用盲人也不想用聋人，聋人太固执，一旦有了自己的想法谁都劝不动。”

李荣觉得这种性格和他们接收外界信息的方式有关系。对于听不见语言的他们来说，有时候很难理解他人话语中的不同语气、用词、音调的差别，而中文暧昧、抽象、一词多义的表达对于他们的理解来说非常困难。对于聋人来说，理解他人只能依靠视觉。

因为思维习惯的问题，即便很多聋人受过教育，他们写出来的文字依然是手语顺序的，难以被健听人理解。交流是双向的，一旦对方看不懂他们的文字表达，这座沟通的桥梁就会断裂。

做手语翻译的时间长了，李荣也见过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犯罪嫌疑人，有的没上过几天学，对于规范化的“文法手语”是一问三不知，“他们的手语形象直观，几乎就是纯表演性和模仿性的东西，所以我在翻译的时候，也要会贴近他的风格，使用他的词汇”。

面对这类人群，李荣没法把法庭上长篇大论的犯罪事实直白地翻译出来，因为“他们肯定一头雾水，所以有时候我在翻译的时候会颠倒一下说法，整理出对方能够理解的最直接的案件逻辑”。

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在陈述犯罪事实的时候，会先说明嫌疑人犯了什么罪，再说是什么原因等其他案件事实。而李荣采取的方式是，先传达他的犯罪经过，再说犯罪的结果和刑罚，这样简单的因果关系对聋哑嫌疑人来说更好消化。

有时在翻译过程中，仅靠手势语言是远远不够的，李荣也会尝试把案件经过通过“表演”的方式来呈现。通过每个环节的角色扮演，对方更能清晰地明白在这个犯罪过程中他干了什么。

李荣告诉《方圆》记者，其实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聋人犯罪嫌疑人法律意识非常淡薄，他们有些人可能连犯罪或是审判的意义都不甚了解。因此，李荣觉得，法庭上的手语翻译员需要“多做一步”——除了单纯的翻译，还要去给他们普法，去传达法律的威慑性，去警示他们犯罪后的恶劣后果。

建立“无障碍法庭”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进行法庭翻译的调研，石晓倩（中）与李荣（右一）就手语翻译工作进行沟通。（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李荣并非一个人在战斗。3年前，海淀区法院对法庭翻译委托工作做系统调研时发现，这里尚存一片未被开垦的“真空地带”。

从2017年至2020年，平均每年有3至5件手语翻译委托。手语翻译的案件虽不多，但确实是不可被忽视的需求。

人才稀缺、收费标准不统一、委托翻译流程混乱……海淀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海淀法院诉服中心”）副团长石晓倩和她的团队选择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攻克下来：试行《北京市海淀法院法庭翻译对外委托工作办法》；制定手语翻译员承诺书与法庭翻译委托工作流程图；将李荣纳入了海淀区法院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海淀法院诉服中心的努力给了李荣安全感与归属感。

石晓倩觉得：“因为手语翻译的特殊性，法庭上的手语翻译员需要跟被告人之间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所以庭审的时候，我们便安排手语翻译员坐在书记员的旁边，这样聋人被告人可以直接快速地接收信息。”

4月21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线上庭审，李荣在线上进行手语翻译工作。（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法官和检察官在法庭上佩戴着口罩，大半张脸都被遮住，聋人读不出他们的面部表情和神态，这对于他们的理解和沟通造成了很大的阻碍。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时候，看守所的犯人出不来，李荣只能通过线上云法庭的方式来进行庭审，这对于她来说是更大的挑战。

最现实的问题是网速，一旦出现网络卡顿或是延时，手语姿势的传达势必会有缺漏。手语讲求同步性与及时性，一旦画面出现断断续续或是唇语与手势对不上的情况，李荣就得从头翻译一次。

此外，大家穿戴防护装备后，将全身上下遮得严严实实，聋人便看不到任何手势和表情，手语翻译员也读不出他们的面部表情和神态。于是，李荣与法官商量，为手语翻译员单独开设网络端口，手语翻译员自己在其他法庭中可以摘掉口罩和护目镜，便于被告人读懂手语翻译员的表情和语言。

有朝一日能建成真正的“无障碍法庭”是李荣与石晓倩最大的希望，这不仅需要翻译员一方的努力，更需要法警、法官、检察官、书记员和律师的合作。

能做的事情有很多，也可以从最细微的地方着手：比如在发言的时候可以多采取辅助视觉的措施，把物证、监控等图片打印出来展示给他们看、充分利用大屏幕上的投影显示，让发言人的表情与口型变得更加清晰且易读等。

李荣和石晓倩现在最大的担心，是从事法庭手语翻译人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问题。现在活跃在法庭里的手语翻译员大多年事已高。

李荣也常想着发展身边优秀的手语人才进入法庭翻译领域，可惜一直没有找到合适且愿意的人才。现在她们也在摸索一些新的方法，比如在大学开办手语的选修课，或是给学法律的学生举办一些手语讲座，让学生们通过社会实践的方式培养对手语翻译的兴趣等。

“我一直想要把自己这十几年来在法庭上的手语翻译成果总结出书，可我总是太忙太忙，忙着教书，忙着翻译。”李荣觉得这个大工程要是做成了，或许对全国法庭的手语翻译工作都会有帮助。

石晓倩告诉《方圆》记者：“聋人的手语翻译问题是每个法院都无法避开的问题，并且现在面临的问题多年后也会继续存在，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只能是一点点慢慢完善。”

李荣常说，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传递者”。聋人就像生活在一座生长着断桥的城市里，她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他们跨上那些断裂的桥。
“但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件事情是，作为一名手语翻译员，我是否只能成为一名传递者？我是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一名教育者或是惩戒者？”想到这些，李荣觉得她身上肩负的责任还很重。

（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9月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