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看待“别人家的孩子”,近年来公众情绪颇有些纠结。一方面,随着法律保护日益周延,大众对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零容忍态度越发明显。另一方面,“熊孩子”事件也一再让舆论场泛起波澜。对于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阶段,为什么会凝结出这般“爱恨交织”的情感?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孩子不止是夫妻生命的延续,更关乎社会关系再生产,“矜幼弱”的体验背后有着理性选择的根源。当未成年人在学习为人处世、即社会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成本与损失时,理应由社会参与分担。社会交往的参与者向萍水相逢的未成年人让渡了安宁、财产等个人利益,这是共同体机能正常运转的表征,也是良好社会风尚的体现。我们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愤慨,反映着社会对最无助者的态度,这正是其文明程度的试金石。
但是,对未成年人的偏惠也有界限。我国法律并未规定第三人对未成年人负有容忍义务,哪怕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这样的专门法,也未要求普遍性的权利克减。社会成员基于自愿作出的好意容让,不能理解为未成年人成长成本的默示承担。任何人都有权要求他人尊重自己对于秩序的需求、对于权利的珍视,无论“他人”是否成年。在权利要求与未成熟自制力间的利益平衡,便由法律上的监护制度实现。在这一意义上,监护制度不仅是使未成年人得以参与社会交往的保护机制,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责任担保机制。它回应着这样的问题:对于无法正确认识行为意义、又不能自我控制的人,如何在以主观过错为基础的归责体系中为其找到恰当位置。当引入监护人后,强弱失衡的棘手问题渐渐退隐,平等主体间的规则世界便告回归。“他还是个孩子”不成其为免责理由,第三人权利自然无需避让。
在笔者看来,“熊孩子” 焦虑的症结不在孩子乖不乖,而在成长成本的社会分配。今天的孩子未必比过去更调皮。但受社会流动增强、抚育观念变化等因素影响,当前未成年人有更广泛的社会活动机会,由此对履行亲职提出了更高期待。当部分公共设施的封闭特性导致无法任意退出时,如果监护人未适当履职,便可能以侵扰安宁乃至损毁财产的形式,产生成长成本向第三人的强制转移。从既往的热点事件中也可以看到,父母如何管教子女,尤其是是否回避、推诿,往往是矛盾激化的关键因素。第三人拍摄未成年人等反应是情感宣泄,更是对父母履职缺位的谴责与与反馈。因此,在如何让“熊孩子”问题降温上,追求成长成本内部化依然是合乎逻辑的回答。
当然,仅靠家庭消化高昂的成长成本确有些强人所难。从为子女抚养提供社会支持的角度看,除加强管理、设置专门区域外,可以考虑在未成年人使用频率较高的公共场所进行提示,引入容忍轻微过失行为的契约义务,从而为新共识的孕育创造机会。